年4月20日，哥伦比亚议会开始正式审议一项关于整形安全的法案，该法案旨在规范整形、美容和修复手术行为，以创造由合格医师在安全和健康的条件下为病人提供手术的环境。年9月，为降低该国未受规制的整形手术所造成的惊人死亡率，哥伦比亚议会首次审议通过了有关整形行业规范化的法案，禁止在未成年人身上实施隆胸、隆臀、抽脂、肉毒杆菌等手术。至此，这是该国自年后第二次就规制整形行业展开立法讨论。当日，记者兼女权活动家洛伦娜·贝尔特兰（LorenaBeltran）在推特上再次发起“#安全手术”（#CirugíaSeguraYA）的hashtag，提醒人们对无证整形项目保持警惕，并督促国会早日立法。
哥伦比亚的美容诊所年，洛伦娜经历的一起整形事故对她的胸部皮肤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伤。她的乳房皮肤在术后溃烂、变厚、脱落，乳腺由于医生切割不当而损坏，从此永远无法进行母乳喂养。她起初以为这只是一次意外事故，但在那之后，她为了让不合格的整形外科医生停止执业并受到严厉制裁的斗争，与就此展开的深入调查却指向了该国一场隐秘的大型公共卫生危机。哥伦比亚女性常被作为拉丁裔美女的代表而闻名世界，而洛伦娜发现，也是该国社会对极致美的现代追求，促使成千上万的哥伦比亚少女为了在法律允许的整形最低年龄18岁时做第一次手术而积蓄多年。虽然大多数患者会找正规的外科医生进行手术，但也有人寻求资质较差的医生或业余美容中心来节省费用。在大量需求的推动下，每年都有数十名哥伦比亚医生去巴西、秘鲁和阿根廷的大学修读“快捷”整形课程，在向哥伦比亚教育部官员行贿后，获得在本国的“合法”行医资格。大批非正规医疗从业人员涌入整形行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哥伦比亚国家法医学研究所（ConsultasPublicasDesaparecidosyCadáveres）的数据称，年全国共有30人死在整形手术台上，而术后还会有更多的人遭受感染、疤痕等并发症，甚至造成毁容、残疾。
如此高的整形风险背后是哥伦比亚女性对“人造美女”的狂热。根据国际美容整形外科学会（InternationalSocietyofAestheticPlasticSurgery，简称ISAPS）的数据，哥伦比亚每年进行的整形术数量在全球排名第五，每千人整形率排名世界第二、美洲第一。年，哥伦比亚的医生进行了例手术，手术总次数居世界第11位；最常见的手术则是针对女性的吸脂、臀部塑形和隆胸术，占所有整形项目的20％。
哥伦比亚审美民族主义的建构
一直以来，哥伦比亚人都为本国盛产美女而感到自豪，美女甚至被视作哥伦比亚仅次于咖啡的第二大出口品。当地人常感慨“是本国女性的美丽使哥伦比亚从世界各地中脱颖而出。”公共流行语也往往将女人与商品出口、自然景观等相提并论，例如国家宣传视频将哥伦比亚描述为一个“以咖啡和美女闻名的国家”；一个流行品牌宣传片则警告（国外男）旅行者，在哥伦比亚旅游的唯一“风险”就是爱上这里的女人。这种国家层面的“女性地形学”（FeminizedTopographies）宣传不仅把对哥伦比亚与对哥伦比亚女性的自豪感结合起来，实际上还暗示人们将两者混为一谈。
为了满足人们的整形需求，哥伦比亚历史上不断拓展全民医疗保健系统的覆盖范围，以便为那些没钱去私人诊所整形的病人提供免费或低价的整形手术。在一批整形医师的推动下，时任哥伦比亚总统、前医师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CarlosLlerasRestrepo）同意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向低收入患者提供整形手术。当时的一名外科医生拉菲尔·戈麦斯（RafaelGomez）认为，丑陋不仅是一种个人疾病，也是一种社会疾病，无论身处何种社会阶层，每个哥伦比亚人都应该有“获得美丽的权利”。
戈麦斯一方面将对美的渴望重塑为自我改进的个性化追求。他指出，当今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定期的体育锻炼和更多的身体暴露刺激了人们对外科手术的追求，因为这些技术可以减少许多此前不太暴露在外因而被认为不太重要的身体畸形。另一方面，他将个人对变美的渴望与国家对整个人口的理想联系起来。他将自己的整形外科教育模式拓展到该国大医院，外科医生们从而能将公共卫生系统内的病人转化为有价值的案例研究并学习整形技能。另外，戈麦斯还不断宣传整形医生的人道主义形象，表明他们不仅对营利感兴趣，还积极帮助社会成员。他们为女性身体建立了一个明确的标准，将哥伦比亚妇女的某些身体特征，如多余的体毛、不整洁的牙齿、臃肿的身材和扁平的胸部“病理化”（Pathologize），宣称需要通过手术来矫正。例如，曾有媒体报道在首都波哥大，一位父亲看到肥胖的女儿因身材不正常而饱受“痛苦”，在她16岁生日时为她做了抽脂手术，从而修复了身体的“缺陷”。对于手术带来的风险，由国家赞助的新闻界和行业团体并未努力打击整形市场的乱象，而是强调女性应当购买对等价格的服务而非便宜货来尽量减少危险。哥伦比亚卫生部门还推出了一份关于整形时间表和年龄准则的清单，比如建议从六岁开始做缩耳手术，建议在十七岁后做隆胸手术等等。
在当地工作的美国护士汉迪（GenevieveHandy）在年的一次采访中称，与英国、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不同，哥伦比亚人不一定想看起来很自然，只是想看起来很美。“这里的整形观念是不同的，人们不那么害怕看起来很假。她们通常希望自己的乳房和臀部更大，因此，哥伦比亚的丰臀术非常受欢迎，因为她们希望具有更多曲线美。这种美是哥伦比亚女人独一无二的国家特征。”
哥伦比亚民族国家对审美民族主义的建构实际上还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国际形象的塑造。在无数旅游网站上，哥伦比亚旅游机构将女性宣传为“理想的妻子”和“异国的情人”以吸引外国游客。在全球性的选美比赛上，来自哥伦比亚的参赛选手常被要求积极将自己与该地区的自然元素，如菠萝和玫瑰等特产联系起来，把自己作为国家的代言人来介绍、叙述和表演，不断强调作为哥伦比亚的“天然特产”和民族象征的身份。哥伦比亚各届政府一直倡导“改变哥伦比亚形象”运动，而“哥伦比亚全国选美大赛”（ConcursoNacionaldeBellezadeColombia）、“哥伦比亚独立小姐大赛”（ConcursoSeoritaIndependenciadeColombia）和“哥伦比亚的激情”（Colombiaespasión）等电视节目、组织，以及其他国家机构的宣传正努力削弱哥伦比亚与男性暴力形象之间的联系，并以女性的美丽形象取而代之，将哥伦比亚与美丽和可消费的女性联系起来，鼓励外国游客将哥伦比亚视为一个安全、美好的旅游目的地。
女性主义学者玛克琳多克（AnneMcClintock）指出，民族并不是简单的想象，而是“通过拜物教的符号和公共商品的奇观，发明和表演社会差异的历史实践”。作为社会的缩影，人的身体象征着更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因此现代民族国家的要求优先建构某些公民群体，其他群体则被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福柯进一步指出，民族主义的实践可以追溯到民族国家努力控制领土上的人口，并管理人口的健康、活力和道德素质以及个人的性和道德的时刻。哥伦比亚审美民族主义的制度和象征性建设，便是将女性构建为国家的化身和国家干预的独特领域。由于女性身体是哥伦比亚国家建设中政治传播的关键载体，社会、政治冲突常会通过控制女性的身体、性征和生殖来表达。整形业的技术进步改变了国家与社会、公共与私人、身体与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重塑了哥伦比亚的当代公民身份实践和国家的身体基础。
从混血美人到“毒枭美女”
除了在民族国家建构中扮演的角色，“整形狂热”还应当被放置于该国独特的国际政治经济脉络中审视。
哥伦比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货易地，它位于赤道偏北的南美洲西北部，地处热带，极为适合大麻、古柯和罂粟的生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哥伦比亚从大麻贸易开始，逐步发展成为世界最大可卡因生产国。据联合国统计，秘鲁、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三国的可卡因产量占全球总量的98％以上。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哥伦比亚毒品经济发展至鼎盛时期，在此背景下，“毒枭审美”（narco-aesthetics）成为了由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Escobar）等大毒枭在哥伦比亚逐渐推广的一种美学。
麦德林大学教授、毒枭经济专家伊尔瓦·何苏埃·卡兰顿（IlvarJosueCaranton）在分析哥伦比亚毒枭审美的历史时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哥伦比亚兴起了向美国进行毒品走私的热潮，当时哥伦比亚正处于打入可卡因市场的边缘。毒品大亨们在美国妓院看到了做过隆胸和隆臀手术的女性，欣然接受了这样的女人形象，并将这种审美带回了哥伦比亚，再用通过毒品贸易获得的收入为当地女人的胸部和臀部实施手术改造，这些高度性化和拥有人造曲线的女性，象征并创造着男毒枭们的权力和财力，同时将美国妓女的形象塑造成了哥伦比亚女性的完美形象和男性普遍渴望的对象。“毒枭美女”（narco-beauty）逐渐内化成为哥伦比亚社会的主流女性审美。
在毒枭审美获得统治地位前，长期的殖民、奴役和征服早已在拉美人心中种下了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他们认为自己与欧洲人相比具有先天缺陷，西方人的样貌特征是“现代”、“西方化”的标志。拉丁审美模式中的“美”和“女性化”是由“文雅”（Elegance）决定的，“文雅”程度则是由一个人的身体特征与拉美人理想的“白人”形象有多接近来判断的。拉美审美中理想的“白人美”（BeautyofWhiteness）来自南欧（如西班牙和意大利），主要通过鼻子和肤色呈现出来。鼻整形术利用大众对欧洲人精致、窄挺的鼻子的想象，发展成为整形外科中决定种族特征的重要一环。白肤色则代表了拉美人通过不断与白人混血摆脱了大部分非洲和本土血统的“进化”。整形术为拉美的审美模式开辟了一种新的种族政治逻辑，即根据一个人的外型，而非血统来衡量其“欧化”程度以及是否“文雅”。这种审美领域的后殖民主义将拉美女性呈现为福柯所说的“权力关系中的同质化的温顺身体”，并自觉地“生产和规范身体以服务于普遍的统治和从属关系”。
混血一直以来都是连接拉美国家的血缘和文化纽带，种族平等也早已成为人们的日常话语。年，哥伦比亚法律就禁止招聘广告宣传白人申请者优先，该国的杂志、网站和电视节目也不断阐述着黑人在就业市场上的重要性，但种族平等的官方话语却会被日常的种族主义观念所破坏。在线杂志《女士包》（BolsadeMulher）中，一位高级就业顾问将“美丽的外表”描述为一种常见的模板：苗条，浅色皮肤，有精细的特征（traosfinos）。“精细特征”一词是白种人特征的委婉说法，因为与黑人或原住民的鼻子和嘴唇肥厚、宽大且扁平。通过将具有某些身体特征锚定为丑陋且“不适合”高薪工作的群体，样貌成为了强化种族等级制度的有力方式。作为能改变这种阶级和种族标志的方法，整形手术给哥伦比亚人，尤其是哥伦比亚女性带来了社会流动的幻觉，而种族主义的整形术正是为上层阶级的哥伦比亚妇女重申了一套审美标准，将她们与穷人区分开来。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经指出，“种族主义的梦想实际上起源于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民族的意识形态。”法国哲学家巴里巴尔（tienneBalibar）则指出，“种族主义总是以性别主义为前提”。然而，随着身份概念的构建和不断转变，身份之间的差异、区隔和不平等的轴线正以不同且不确定的的方式“交叉”在一起，种族、阶级、民族和性别的意识形态变得相辅相成起来。哥伦比亚整形业、大众媒体，甚至国家的大肆宣传，正是从种族、阶级、性别等多个方面，通过对不同女性身体特征的符号化构建了身份差异，定义了对这种差异的叙事及叙事对差异的态度、理解与运用，最终推动了固化女性审美的传播。正如西北大学教授谷鹏飞所说，特定的社会群体通过特定的审美形式强化自己的群体属性，特定的审美形式经由特定的社会群体而提升自己的符号价值，审美形式由此超出美学而进入政治哲学题域，成为现代性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
要进行美容手术的女人在毒枭审美和西方传统审美霸权的影响下，哥伦比亚社会为女性提供了两套“国家美丽标准”（padraodebelezanacional）”：首先是凹凸有致的“穆拉塔”（mulatta，黑白混血儿，在东方主义文学的刻板印象中通常有曲线优美的混血女性之意），美女必须拥有夸张且人造痕迹明显的臀部和乳房；其次是传统西方审美。只是无论哪种审美，都最先由西方与哥伦比亚之间的人员、技术和文化的跨境流动实现，但前者霸权式的美学话语却是单向度地传播进哥伦比亚的。在哥伦比亚人的想象中，美和种族（以及与种族相联系的阶级实践）仍然密不可分，优生学和新自由主义健康理念产生的融合持续影响着专业医学人士和旁人对美丽的定义及其隐含意义。哥伦比亚的整形外科医生正成为审美等级的守护者和传播者，以特权阶级的审美偏好为尺度，寻找不同程度的种族化特征并按照前者的喜好进行改善。这种审美等级制度决定了哪些特征应该被强调，而哪些应该从身体上被消除，以努力产生一个更加同质化、更美丽的国家。作为一门生意的“美丽理想”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机制下，资本的全球扩张甚至侵入了普遍性的身体领域，将人体变成了资本直接作用的对象。这个过程的典型产物便是“物化”，“商品化”则是其在市场机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主要表现。资本主义将低阶层者的身体商品化，使之成为资本社会的消费品，例如奴隶贸易、儿童贩卖等。对女性群体的物化和商品化则包括色情产业、妓女、妇女贩运、选美、代孕等等，以上各种行为均由女性身体为载体进行交易，将女性商品化——女性遭到贩卖的是女性的外部显性特征，而这种外部特征产生的价值反过来则会操控女性的内部主体性。
人类学家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T.Taussig）在调查中指出，哥伦比亚社会的宣传使得人们的观念愈发开放，而胸部和臀部整形几乎是“所有人都知道的秘密”。哥伦比亚的外科整形手术比例要比其他国家高得多——该国有记录的整形术中有一半以上是外科整形手术，而在世界上前四个整形术进行最多的国家中，这一比例约为三分之一。在这背后，是风靡的“性化”女性的大众文化背景，和哥伦比亚整形业通过“雌竞”话语源源不断地为哥伦比亚女性输送的身材和容貌焦虑。这两者共同为女孩们制造出了一种“美丽的理想”。
在成功引发年轻女孩的焦虑后，由整形业主导宣传的审美则继续为女性身体设立了明确的标准，潜在地挑起了女性间的对立，并通过加剧女性在婚恋及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关系影响以女性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以及经济前景等。一份女性杂志上的广告称，“自整形外科手术问世以来，许多女性快速地改善其外表，修复先天不足，开启靓丽人生。”除了修复身体上的“缺陷”外，媒体还大肆宣传整形术能让内在精神之美与身体之美保持一致，吸引女性消费者。于是，整形术这种“身体投资”为女性提供了形体附加值，使她们在不仅在就业和职场中如鱼得水，也能在觅得潜在优质男性、维护亲密关系方面更有优势。由此，整形业通过塑造公共话语将女性身体一般化或边缘化，并从中攫取大量利润。
另一方面，在媒体、广告、电视节目等大众传媒与整形业的共同生产与维护下，更高级的“美丽理想”被制造出来，身价百倍的身体成了少女们追逐的“身体拜物教”，整形和传媒业则从这个利益链条中各自获得了不菲的收入。该机制可在风靡拉美的选美节目中可见一斑。选美比赛是拉美最重要的国民盛会之一，它的评选标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众的审美标准。部分外科医生赞助女性整形并参加选美，她们选美获胜后便变成了医生们整形技术的肉体广告，医院继而大力支持类似的审美宣传，如投放整形广告、赞助选美比赛等，资本又开始向传媒业流动。作为拥有最多国际选美皇后的国家之一，这些成功个体的故事将选美比赛推到了哥伦比亚国家层面媒体格局中的一个重要地位，使选美成为该国的符号资本与媒体景观的内在组成部分。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达到或维持在中产阶级地位，选美成为社会流动的一种可能性。整形术和其他的身体改造技术则为拉美人提供了改变身体特征的可能，它与大众传媒合力塑造的消费文化更制造了一种错觉，使消费者以为通过整形消费便能买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及其蕴藏的巨大魅力和光环——消费者可以挑选和选择身体部位的种族，定制她们的身体，为自身交换到更多资源。然而，正如社会学家阿什利·米尔斯（AshleyMears）在其著作《美丽的标价》中所言，“虽然女性的美丽和身体是一种‘资产’，但这种‘资产’只能让她们靠近真正的金钱和权势，并不能真正去换取金钱和权势。”“环球小姐”（MissUniverse）产业规划的副总裁托尼·圣毛罗（TonySantomauro）曾把选美比赛在拉美的地位与足球锦标赛在美国的地位相媲美。据他介绍，拉美地区所有国家的广播电视公司都被授权转播“环球小姐”大赛。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利润高达数百万美元以上。
反过来，这种审美霸权经过多方合作与宣传，使得整形术逐渐发展成了维护资产阶级地位的工具。由于白色皮肤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一直与毒枭经济、欧洲人勾连，拉美族群的阶级地位和社会种族之间形成了一股张力。除了不断通过维持自身的白人特征来强化阶级意识和阶级辨识度，拉美的上层阶级还利用整形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历史性的阶级肤色配置，即把白人等同于富有，把黑人等同于贫穷。在选美比赛中，一方面，哥伦比亚小姐必须凝聚了该国美女的特色，另一方面，摘得“世界小姐”桂冠的目标又要求她符合世界主流审美以迎合欧美评审（例如在22位拉美世界小姐中，没有一位明显是黑人）。这种阶级辨识度通过上层主导的选美比赛等大众媒体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上层阶级先将自己的身体特征重塑为理想中的审美，符合上层审美的选美比赛获胜者就此成为美丽的象征，代表着所有阶级对审美标准的共识、对“美丽的上层阶级”的共识。其次，上层阶级又通过其他阶层负担不起的整形手术，将自己的身体特征改造地更贴近上层白人的特征，进而通过和其他“白人”联姻，形成上层阶级和上层审美霸权的再生产。
哥伦比亚小姐选美大赛落下帷幕，来自考卡山谷省的23岁佳丽GabrielaTafurNader获得冠军。最后，国家机器的加入为这一切注入了终极合法性。本世纪初，咖啡经济崩溃，哥伦比亚政府决定推动一项新的经济发展方向，大力发展整形业，并以此招徕游客为当地创收。哥伦比亚政府自年开始对外推广“医疗旅游”服务，许诺游客可以在这里接受高质量、低成本的整形治疗，如整容手术和牙齿矫正，为来哥伦比亚整形的外国人提供短期签证和旅行套餐。从巴拿马、纽约和迈阿密飞往卡塔赫纳、佩雷拉和麦德林等城市的国际直航航班已经开通，哥伦比亚还设立了新的TP-7医疗签证，允许医疗游客和同伴在该国停留一年，只需提供他们的医疗文件、财务能力证明以及回家机票的复印件。年，商业和旅游部在波哥大开设了一个价值万美元的专门为医疗游客服务的医疗中心。此外，政府还在积极促进卫生和旅游部门业务之间的连接，致力于提供包括医疗、住宿、饮食、接送和参观旅游景点的一揽子服务。ISAPS的官方记录显示，哥伦比亚每年进行的整形手术超过37.5万例，而其中约7.5万例来自其他国家的医疗游客。整形业的蓬勃发展和出口促进了当地交通、酒店、饮食和各种服务业的发展，甚至对服饰、珠宝、美容和化妆品等行业也有积极影响。在这些政策的推进下，在原本社会文化中低劣、脆弱的哥伦比亚女性身体，被国家塑造成了国家象征和战略资源，成为一种旅游IP得以运用。
于是，在哥伦比亚，独特的宣传话语和体制将人们的性别、种族、阶级塑造成了具有可塑性、结构性和渗透性的身份标识，构建了女性在国家社会中的成员资格。这三类身份认同下的审美观又通过主流媒体和消费文化实现了内在化和社会化，促进女性身体的日益同质化，使其成为资本直接作用的对象。而整形行业正是主流媒体的赞助者、消费主义的代表和上层阶级的控制按钮。
尾声
在过去的数年中，洛伦娜通过不断努力，推动“#安全手术”运动取得了不小的收获。在哥伦比亚外科协会的帮助下，规制整形市场、提供安全手术的倡议得到了时任哥伦比亚教育部长吉娜·帕罗迪（GinaParody）的支持，她宣布将暂停目前正在处理的44名哥伦比亚医生的整形外科研究生学位认证，这些医生分别毕业于秘鲁的圣马科斯国立大学、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巴西的维加·德·阿尔梅达大学和阿根廷的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同时该部将加强对在获得明确学位后从事该职业的外科医生的培训规定。另外，哥伦比亚监察员专员办公室则为不合格整形外科医生的受害者开设了一条热线，提供创伤修复手术咨询和心理辅导。
今年四月，哥伦比亚参议院终于开始着手审议被不断推迟的规范整形手术法案，该法案涵盖的要点包括：1、只有整形医学技术专家才能开展整形手术；2、使用的整形原材料必须具有可追溯性，并由国家机构Invima进行认证；3、进行手术的手术室必须得到正式授权；4、每位接受手术的患者必须添加额外保险，以防术后并发症的发生；5、每位医生在开展整形手术前必须征得患者的知情和同意；6、整形外科医生有五年时间向相关机构证明自己的整形技术合格；7、建立统一的医生注册制，包括医生的姓名、专业和受整形外科培训之大学的在案记录。
洛伦娜的实践没有白费。年5月，她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了哥伦比亚主流大报《观察家报》（ElEspectador）的头版，她成为了受害者们决定结束沉默、说出自己亲身经历的动力。每天，她都会收到受害者的短信或电话联系请求，以寻求建议、支持，或仅是阐述自身经历。这其中甚至也有男性。洛伦娜知道，通过发起这样的运动、制定这样的法案，她可以防止更多的人落入她曾经掉入的陷阱，这甚至可以挽救一些人的生命。
然而，哥伦比亚人依然需要警惕那些所谓的“性感尤物”塑造和“漂亮女孩”神话。在消费文化和娱乐产业的疯狂视觉输出下，对于外貌和形体焦虑的贩卖从未停止，女孩们的身体部位被塑造为欲望的客体，欲望被从人转移到物，从整体转移到部分。而这些被物化的乳房和臀部，不仅仅象征着美和男性的欲望，而是国家的身份、经济和成员资格。作为商品，这些人造的乳房和臀部被赋予减少失业、改善婚姻关系、实现个人幸福和确保国家成功的能力，而它的“交换价值”与其“使用价值”完全割裂，因为消费者所追求的不再是人性的真实需求，转而购买图像、抽象代表和奇观。而女性的公民身份被当作商品买卖，遭受着难以想象的身体和心理创伤，自己则陷入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营造的自我厌恶，陶醉于虚假的种族和阶级跃升幻想，哥伦比亚社会的种种身份歧视和不平等却愈发根深蒂固起来。
正如其他技术创新，如生殖技术（如试管婴儿和代孕）和通信技术（如互联网）一样，在部分程度上，整形技术既非对女性的解放，也不是对其的压迫，而是将其更深入地嵌到现有的权力网络中。对这些权力网络的交叉分析使我们更容易理解国家等级结构的制度化，而其制度化的表现之一便是为一些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权利和认可，而其他社会成员则被视为威胁，需要对其加强监管、监视和控制。对哥伦比亚“整形狂热”背后的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哥伦比亚，权力网络的潜在运行过程重新划分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使该国的女性身体在国家的公共空间中，不断被政治化、商品化，最终成为现有权力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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