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促的秋声
吴沛
山野间,树叶已开始泛*,枝叶交叠中,偶尔可见零星的落叶。今年的秋天又到了,我不由想起*土下的母亲。
如果母亲还活着,应该是76岁寿龄,但是,她却在6年前的那个秋天永远离开了人世。原以为,时间会冲淡和平息一切,但岁月的暗流却与我较着劲。这些年,每当秋声开始喧响,我的心都会不由为之一紧。秋天,已成为我生命中难以解开的一个心结。
6年前的那个秋天,一个瑟索暮晚,母亲实在太累了,她想合上眼睑休息一下,但从此就再也没有睁开。沉闷压抑的气氛已笼罩多日,那段时间,老屋上空,天幕一直阴沉着脸。母亲平静地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息,她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走,包括她对人世的牵挂和依恋。那一刻,山梁沟谷间,草木仿佛也盈着泪花,在那片土地上,母亲与它们相生相伴、守望相助50载。50年,整整半个世纪,放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确实很短暂,如果放在宇宙天体运行的巨大时空中,那就只是须臾之间。但故乡的一草一木不这样看,邻里乡亲间的乡梓情谊不这样看,50年来,她将自己的生命,与故土风物化在一起,用人的生命长度来丈量,可以是一轴散发着泥土清香的生活长卷。母亲来不及与大家一一道别,她的人生在匆忙中收笔,一个个散发着温情的逗号或顿号,瞬间变成了毫无光泽的句号或叹号。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一个生命来过,但又匆匆走了,卑微的母亲,她的生命大抵与田间地头的荒草没什么两样。草枯了,春风一吹,又会新草蔓发。母亲去世了,作为她的子孙,我们替她接着活下去。当然,在生命法则里,我们也是另一茬青草,漫过田畴,漫过大地,从而生生不息。想到这些,我的心尖还是抑制不住微微发酸。
母亲的安息地在一处山冈上,距离村道约三四米,是我们回老屋的必经之地。马二杆草,学名应该叫做旱芦苇,它们疯狂地生长。每年春节前清除干净后,待到次年开春,它们又蓬蓬勃勃蜂拥而至。母亲一生铲除刈掉的杂草无以数计,没有想到,杂草们居然很快就捐弃了前嫌,与母亲握手言和。现在,母亲常年与杂草为伴,我想,她或许多少有些尴尬。每次回老屋路过母亲的坟茔,我都要在心里默默地叫一声“妈”,总希望她能听到,这时,往往会有一两声鸟鸣在草尖上浮动,是不是母亲在回应了?但细看之下,只有荒草萋萋,凌乱的野风生出嗖嗖凉意,将无边的寂寥推向旷远,倏忽间,依旧是人天永隔。这些荒草其实充当了母亲坟茔的围墙,穿过草径,我们似乎就能与另一世界的母亲对话。我猜想,眼前的*土下,一定埋藏着母亲无与伦比的孤独,这孤独像秋风一样絮叨,像秋叶般片片零落。
母亲20岁那年嫁给父亲,22岁时生下我,再三年后生下我弟弟,后来还有一个小妹,但幼婴时即已夭折。此后,为响应基本国策,她就再也没有生育过。外祖父的家与我的老家隔着一道山梁,两家相距并不遥远,小时翻山步行到外祖父家,也只需要40分钟。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父亲和母亲是幸存者,母亲是在饥荒结束的第三年嫁给父亲的。从一个贫困潦倒的家庭嫁到另一个同样家徒四壁的家庭,母亲心里一定很苦,但生活还得继续,再苦再累也只有咬牙挺住。听二姨妈讲,母亲是在生死线上走过一遭的人。冻饿交加中,母亲病倒了,并且很严重,一直昏迷不醒,在缺医少药的年代,无异于*土埋身。就在家人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江湖郎中用手里的银针救了她,待母亲幽幽醒转过来,已是3天之后了。母亲常常对我们说,她的命很硬,就像山上的青杠木。从我们记事起,确实没有医院,唯一的一次,她却再也没能站起来。
母亲身子骨看似柔弱,其实她有想象不到的力气。大集体时,人们靠力气和劳动强度挣工分,生产队给母亲评定的工分等级与其他壮劳力相同,这让很多妇女羡慕嫉妒又自叹不如。当时,我们生产队有个土法榨油厂,需要木柴做燃料,大家都利用收工后的空余时间,砍柴送到榨油厂兑换工分,每当这个时候,基本上是男女老少齐上阵,演绎了一场场特殊年代的全家总动员。有一次,我也肩上扛着一根木柴,颠着小身子跑在大人后面。记得那次,母亲一趟背了斤,对于一个柔弱女子来讲,无异于是个天文数字。过秤的会计揉揉眼睛,甚至怀疑是他看错了数字。母亲的力气由此可见一斑。
艰苦年代,大家日子都过得清苦,农家尤其需要精打细算,做到“细水长流”。家里的粮食要盘算到来年秋收,油盐酱醋要匀着使用,甚至照明的煤油灯,也要将灯芯掐到只剩一点光影。很多家庭没有总体计划,有了粮食就不管不顾,先将肚子撑圆,结果不到开春,往往粮食就已告罄。剩下的日子,只有吃糠咽菜,艰难苦熬。母亲有她自己的生活哲学,她将所有粮食都平均分为三百六十五等份,如遇哪年欠收,就用红苕洋芋等杂粮掺进每天的主粮中,所谓主粮,大多是玉米面。现在看来,其实也算不上主粮,至于大米,在农家则是顶级奢侈品了。遇上小荒年,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只有无奈地对大家耸耸肩,地里产得不多,每家每户就分得少。野地里,一丛一簇的红籽果被人们采收净尽。母亲领着我,背着背篓,翻过一道道山梁沟谷,终于找到一处人迹罕至之地。运气实在垂青我们,腥红的红籽果在溪谷两岸树丛中散发着迷人的幽香。秋风已一遍遍清洗过它们的身子,见到人来,正在啄食红籽果的雀鸟只好一哄而散。与鸟雀争食,看似荒唐,其实是卑微生命的迫不得已。直到暮色四合,我们终于采满了整整两背篓和一麻袋,倔强的母亲硬是轮换着背出了野地。那年,正是这种“粮食”的添补,我们全家才没有饿着肚子。母亲将红籽果晒干磨面,掺进玉米面中蒸饭,但红籽面的口感并不好,涩甜腻心,难以下咽,但和豆豉草、水麻树根茎相比,却是美味佳肴。看着碗里的玉米面拌红籽面蒸饭,我的肠胃往往突然一阵痉挛,脑海中会立即浮现出雀鸟啄食的情景。但我们家没吃过豆豉草和水麻树根茎,尤其是水麻树根茎,听说那东西吃多了会全身浮肿。
母亲总是教育我们兄弟要走正道,她坚信“*荆棍子出好人。”有两类事绝对不能触犯。一是偷拿别人家的东西。她说,“人要学好,坏手脚上身,鸡都啄不下来!”有一次,实在嘴馋,趁着夜深人静,就去偷了邻家的柑橘,这一次,母亲用*荆条子抽得我们眼冒金星,好长时间,背上的印痕还清晰可见。二是在外面打架。我们小时劣顽,总是三天两头与邻村孩子打架,一旦人家找上门来,皮肉之苦一定在所难免。母亲从不与人争论谁家孩子对谁家孩子错,其实小孩子顽皮,很多时候没有对错之分,这要看父母的心态,是否为自家孩子护短。而母亲,总是赔笑脸,赔小心,有时也赔医药费,她的口头禅,“少时不严管,长大要翻天。”我们只要在外面打架,她从来都是“有理三千,无理八百。”那时,为了躲避皮肉之苦,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躲藏。畜圈楼上的稻草垛中,老*葛树蓊郁的枝桠间,幽深茂密的油菜田里,野外荒废已久的石灰窑中,都是我们的藏身之地。开初,母亲认为我们躲不了多久,一旦天黑,就会乖乖地出来,时间长了,我们也摸准了她的心思,总是咬紧牙关,捱至她开始焦急地四处寻找之后,才灰溜溜地爬出来。这方法很奏效,那顿皮肉之苦多可免去。
除了以上两种行为,母亲其实对我们极其宽容,有时甚至到了“纵容”的程度。上世纪70年代未,国家*策逐渐放宽,大队和生产队对社员的单干行为也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老家那地方,地广人稀,林木资源丰富,很多家庭的孩子都到山里砍柴,卖给镇子上的食店。捡拾生产队采收遗漏的油桐籽,卖给粮油站,到林子里割回野青藤,煮熟剥皮晒干后,卖给镇上的藤器社。总之,凡是能换钱的山野之物,我们都会不遗余力。一年下来,每个孩子都会有一笔“可观”的积蓄,大多数孩子都要上交给父母“充公”,但母亲则从不向我们索要,而是放任自流,我就将这些钱全部用来购买了连环画。那时的连环画,笔法优美,构图精致,大多出自*永玉等大师的手笔,到我进入初中时,足足塞满了两只木箱。时过境迁,那些连环画早已不知去向,每每念及,一丝遗憾会突然从心中升起。母亲对我们的“纵容”,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上小学时,村里的学校就在家门前不远的河坝,因正式教师稀缺,一直以来,都是代课老师在那里任教。我读三年级时,破天荒分来了一个正式老师,姓文,刚从中师学校毕业,热天总喜欢穿一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衫。学校在生源和师资都缺少的情况下,只能将不同年级的两个班并在一间教室上课,称为“复式班”,文老师就是我们这个复式班的班主任兼全学科教师。上复式班其实很有趣,老师为一个年级的学生讲完课后,接着再为另一个年级的学生讲,这其间,另一个班的学生则自行复习功课或抄写作业。那时,小孩子精力难以集中,有一天,文老师为另一个班讲课时,我支着脑袋开了小差。他见状后,就拧着我的耳朵将我提溜出了教室,我当时一犯愣,竟将文老师的白色的确良衬衫撕开一个大口子。这一来,当然撞了大祸,没钱赔老师的衬衫,母亲就用白色的确良线一针针替他织好。虽然不无遗憾,但文老师却没有多说什么。这一次,母亲居然没有用*荆棍子抽我,令我惴惴不安了很久。很多年后,与文老师相逢,他才说出了真相。当时,是他要求母亲千万不要打孩子,我才得以幸免了那场皮肉之苦。
母亲总是竭尽全力供我们读书。我的老家地势偏僻,人们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多数孩子不待读完小学,就被家长强行摁到地里务农,大家相互打趣,“读书堆起一大摞,肚子饿了奈不何。”母亲则相反,她不识字,讲不出大道理,但她有自己的看法。见我们很大了还在外面读书,有人讥讽道,“你家孩子那么大个墩墩,还在外面晃起,不叫回来干活,怕到时两头失勒你要后悔!”母亲这时总是埋头干活,从来不予接讪。我高中毕业果然没有考上大学,有人惋惜,也有人幸灾乐祸。后者的话语开始含沙射影,母亲从此反倒高高昂起了头颅。见我还有继续读书的意愿,她当即做出了一个“不可理喻”的决定,安排我每天放牛,能有时间看书。出老屋右拐顺着沟走3公里,有个叫偏坡的地方,是一片面积很大的野地,没有人居住,青草茂盛,离庄稼地很远。每天只要将牛赶到那里,我就进入了自由的天堂,除了雀鸟的啼鸣就只剩下呼呼的风声。我就这样开始“半工半读”,一个假期过去,见父母实在太操劳,觉得应该自食其力,不能再拖累父母,就到邻乡的一个民办初中应聘当了代课老师。
记忆中,无论是大集体时代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母亲总是天不见亮即起床,她要赶在一家人睡醒前,张罗好早饭,准备好猪的食和牛的草料。每天晚上,母亲又是最后一个睡觉的人,她要埋好灶火,整理好杂物,将白天零乱的生活梳理匀净,为第二天的忙碌做好准备。像钟表的发条一样,她推开天边的鱼肚白,拖着一家人迎着曙光,开启每天新的生活,哪怕生活中长满了尖利的芒刺。她又像一台永动机,永远都在操劳,永远都在忙碌,弥漫在岁月中的灰尘,她似乎都可以一一清扫干净。母亲已故去整整6年,我仿佛还能看到她尘霜满面,在无尽岁月中忙碌的身影。父亲是远近有名的篾匠,他总希望我们兄弟克绍箕裘,子承父业,而母亲总是不以为然,事实证明,母亲是对的。现在看来,篾匠手艺已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其实,我们兄弟也跟着父亲编织过蔑制用品,但无奈慧根不够,终究半途而废。听父亲讲,他能将篾席编织出几十种花纹,因为我们不争气,令他总是生出恨铁不成钢又无可奈何的况味。如今,父亲的好手艺只能成为此生绝唱了。母亲如果还在人世,父亲的心绪或许不会如此索然。
母亲有一手极好的灶上手艺,邻里乡亲每有“大繁小事”,她总是全力以赴帮忙操厨。农家办宴席,操厨的人忙三天两夜是常事,母亲从不偷懒取巧,也从没喊过一声累,她说,“这叫转工换活,要当是自己家的事去做。”她的热心,为自己在邻里乡亲间挣得了好口碑。大集体时代,因为物质匮乏,常常有赶路人在饭头上来寻口饭吃。粮食固然金贵,但遇到这种情况,母亲却从不吝啬,她总是笑脸相迎,并快速地从极不丰裕的餐饭中匀出一些来让客人吃饱,她对我们说,“客来莫瘪嘴,锅里添瓢水。”土地下放到户后,我家门前的水田划给了岩上生产队的农户,如逢岩上有人到田间劳作那一天,母亲会在午饭时特意多做几份。在母亲眼里,“远水不解近渴,远亲不如近邻。”
6年时间,快得有如电光火石。这几天,秋风渐紧,秋雨淅沥,是绵延不尽的大地正在用急促的秋声洗濯亡者的足迹吗?我想,绝尘而去的母亲,离我们已越来越远了。
(作者系武隆区社科联主席、区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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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罗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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