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予迟回忆艺校往事的文章《艺校9栋八楼》，叙事从容，笔法清朗，殊无矫揉的少年忧伤情愁，倒有刚健的气息如风吹拂山岗。他说他把这篇文字作为礼物贺我五十四岁生日，我很欢喜。有子为文如此，不复快哉。谢予迟的文字写作，摒弃了常态的“因果叙事”，少有套话，字、词碰撞的瞬间语言跳宕、意象丛生，尤如少年俯身飞石击水而绽开的朵朵如花涟漪——“温顺又猛烈”(谢予迟语)。我喜欢谢予迟什么呢？我喜欢他微蹙眉头、紧含下颌的不羁神情中，柔指翻飞，钟吕弦歌自胸中溢出，或急如雨，或轻如风，又或似远湖泛舟让人动容。——谢啸冰
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座落在南明河太慈桥边上，我们都叫它艺校。六岁之前我和父母住在校内教工宿舍9栋八楼。父亲是大学老师，母亲是文学刊物编辑。
大约七年前父亲夜归时拍的9栋
对于小孩来说，成人世界的一切距离尺寸都会被放大许多，八楼对于在上幼儿园的我来说很高，每上一级阶梯都得手脚并用名副其实地“爬”。
八楼不是最早的住所，之前住在距新房百米处的红木瓦房，也在校内。记忆这东西很奇妙，离得近的事情就像素描线条，横直交错笔笔触纸，可以排列梳理却总感飘忽；十几年前的事情虽只有片段，星星点点，稀疏凌乱，串不起来，但倘若使劲回忆，一个个零碎的片段倒显得清晰无比，每个细节都如在眼前生动真切。我最早的记忆之一是母亲牵着我站在老房子前，指着“远”处的八楼说那就是我们以后的新家，同时我看着红木瓦房内父亲正把手中的木板或瓦砾丢在地上。我还莫名记得更早些时候，母亲抱着还不会走路的我经过儿时好友雪夫家楼下的小巷口，巷内停着一辆白色带红条纹的皮卡，由于太过清晰，以至于我怀疑那究竟是事实还是一个逼真的梦。
据父亲说，搬家缘于一次事故，与我有关。住红木瓦房时家里条件简陋，狭小的两间房，里间是一家三口的卧室，外间兼做客厅、书房、厨房和父亲的画室。母亲说那时门上都是洞，她喂我吃饼干，我年幼拿不稳，饼干一落地便立刻有老鼠从不知哪个犄角旮旯窜出来，叼起我的饼干然后从门洞钻出去。一天父亲在家打木雕，母亲在做饭，那时我跌跌撞撞勉强会走路，由于房间狭小，地面坑洼不平，我一不小心扑倒在煮饭的电炉上，听到哭喊后父亲回身抄起我，扬起一脚把电炉踢飞。那时用的电炉炉芯是一种通电后发热发红的弹簧状电阻丝圈，扑上去时电源被扯断，没有一命呜呼，但因温度很高，双手立刻晶亮肿胀起来。由于疼痛无法入睡，母亲只能抱着我在校园里走了整夜。母亲说，我那时不会说话，只会大声哭啼和吐出简单字词，就一直举着双手喊：谷咕，谷咕。虽不知这个称呼是什么由来，我却从这次事故知道了儿时我对手的称呼。那时广州一单位和贵州民族学院想调父亲过去工作，父亲因我烧伤一事在愤怒与难过的情绪下“威胁”学校说再不给新住所立刻就走，于是不久后我们就搬到9栋八楼，我也算用双手换来一个新家。
后来在母亲写的一篇带有回忆性质的小说里我还了解到另外两个我与红木瓦房的故事。简陋的红木瓦房被称作“红楼”，也称“高知楼”——高级知识分子楼房，木质结构，是早年艺校内较好的。起初父母还没能住“高知楼”，母亲怀我时还和父亲住在学校分给父亲的老学生宿舍，单间，周边环境嘈杂脏乱，起居不便，而父亲的许多学生辈毕业留校都住进了“高知楼”。一次因地滑，身怀六甲的母亲摔了一跤，父亲发火找到学校后勤部门，学校为留住当时不多的从北京中央院校分来的青年教师，遂让父母住进了“高知楼”。那应该是我首次“帮”父母搬家。搬到“红楼”不久后我便出生了。一天夜里，我突然不停地惊叫大哭，父母随之惊醒，才发现隔壁邻家火光耀眼，一片通红，立刻叫醒整栋楼的人来救火。父亲第一个踹门进去，火苗窜出来把他的腿毛都燎焦了。我就这样听说自己“救”了红楼。
后来红楼在我们搬走大概半年后就拆了。一次我从幼儿园回艺校，路过掀了房顶满地瓦砾的红楼，拽着父亲用刚学的新词说：爸爸，看，那是我们的故居。父亲笑说：死去的人住过的地方才叫故居，它应该叫旧居。我那时不懂故、旧之分，但变成瓦砾的红楼，也就是“故”去了。
住进八楼后，我能串起的记忆逐渐增多。那几十级的楼梯应该是与我瓜葛最多的。我小时身体单薄，唯独头大，重心不稳，每一级楼梯快赶上我的腿一般高，我时常顺着楼梯从最上一级滚到底，想来一次性完成所有楼梯，也算是省去了每下一阶都颤颤巍巍的那份多余的提心吊胆。母亲生我时24岁，娃娃带娃娃，她总半开玩笑说小时候没照顾好我，时常一手提着菜一手牵着我到了家门口，刚松手掏钥匙，一回头我已经滚到第一阶。滚多了我经验也足了，能预判自己何时要摔，虽不能阻止，但可以时机恰当的提前伸手支撑一下，减少些疼痛。
拆之前的七楼，拐上去便到家
八楼有三户，我家在中间，周末不是被隔壁教手风琴的陶老师家里传出的学生音阶练习声吵醒，便是被楼下教声乐的吴老师家美声开嗓叫起。现在跟中了魔咒一般被音乐缠身，不知和那时扰人清梦的音阶有没有关系。有趣的是，住在艺术学院里，父母却从没让我学过什么“艺术”，压根不提。记忆中，邻家孩子在练钢琴提琴时，我多半在楼下玩沙，或趴在八楼窗户向学校对面省第一监狱围墙内许多光头打招呼：犯人，你好。我喜欢玩沙，经常一边玩一边提心吊胆地看着太阳一点点变*变红最后变黑。尽管怕黑，但在沙面前，天不黑透就收不了手。对于漆黑的回家路，我终是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一路“啊、啊、啊”的喊着回去，既壮胆，还能唤醒9栋每层楼的声控灯。三楼和四楼的声控灯是坏的，楼梯又高，每次只能飞奔逃过，到家总气喘吁吁。家里的大门里层是木制滑门，外层铁门不过是一张带锁的大铁皮。印象里每次开门时，里层的滑门因为摩擦过大，并不能滑行，只能举起一端抬开，父亲为了不让铁门发出刺耳的震动声，总用脚顶住门的一角再拧锁开门。等我长到能够着门锁高度时，我开门也模仿父亲的动作。写到此时，那木门的摩擦声和铁皮门的震动声清晰得仿佛触手可及。
阳台这个角度我印象很深
我总把最显眼的那根电厂烟囱跟艺校混淆
小时候我时常梦见我翻到山的那一边
不知道那些犯人现在都在做什么
家里条件不宽裕，多数家具是父亲自己设计后请木工漆工来打造油漆，色彩简洁，黑白灰为主，所有的把手都是红色方形木块。家具的漆面光滑，其中一个靠近卧室门的柜子被我贴满各种贴纸，从“旺旺”大礼包的附赠品到餐巾纸的外包装。一次我坐在地上瞎闹，用一个玩具塑料环套在柜子把手上，父亲看着我说：你要弄坏的嘛。我一边嬉皮笑脸看着父亲一边继续拉拽，随着突如其来“啪”的一声巨响，把手落地，我一下惊住，大脑一片空白。随后被罚跪几十秒。
那块缺了的把手在左边抽屉里躺了很多年
我有自己一间房，因为怕黑不敢一个人睡，都是和父母睡他们卧室，我的床几乎都空着或者父亲睡着，床头堆满了蓝色的沙丁胺醇喷雾剂瓶，父亲睡前总是习惯性喷几下，我一直好奇是做何用，殊不知多年后我也开始用那东西。母亲尝试过让我自己睡，挨到半夜我总惊叫着冲进他们卧室，之后母亲便打消了锻炼我的念头。每晚七点半我准时看动画片，九点看完母亲便安顿我洗漱先上床。父母睡得晚，尤其是父亲。一个人躺着我总不停地喊：妈，你在干嘛。母亲总说：快睡。睡不着，我就睁着眼发呆、挖鼻，导致床头柜全是我儿时的鼻腔分泌物。一次，我要求和父母同时入睡，殊不知父母的睡眠时间点对于不到三岁的我来说就像未来一样遥远，熬不到十点半我便靠着母亲睡着了。听母亲说，我经常半夜从床上滚下去，她醒来把我抱回床，我却从头到尾未醒。记得有一次，我半夜醒来，看见客厅灯亮着，叫父母无人应答，我顿时意识到：他们不在家。惊恐和疑虑的情绪不到三秒便袭遍全身，我掀开被子腾起来，张牙舞爪地冲向门，猛力锤门的同时狂喊妈妈。很快母亲从外面开门把我抱起。原来父母在隔壁陶老师家打牌，母亲抱着我坐回桌边，躺在母亲怀里听着麻将声，我得以心安地继续睡觉。
家里时常停电，我虽怕黑，但每次停电父母都在家，突然变黑带来的惊恐情绪很快就随着母亲一声“噢，停电了”得以平复。停电母亲就点上两只蜡烛，一只放茶几中央，一只放电话桌。我和母亲坐回沙发，父亲靠在椅子上，我用手的影子在墙上比划出老鹰，父亲厉害得多，用脚做出一只沙皮狗。通常很快便会来电，我也会立刻洗漱上床，翌日清晨还得上幼儿园。
依稀记得每次停电我的视角大约都是这样
幼儿园离家不到一公里，我人小腿短事多，所以每次要提前半个多小时出门。我进幼儿园很早，一岁八个月，说不清话，辨不清艺校以外的事，完全无法接受母亲不在身边的事实，因此每次进幼儿园我便开始哭，哭一整天直到母亲下班接我。母亲接到我，会牵着我去菜场买菜，我记得肉类区是一片红，蔬菜区是一片绿。
幼儿园时期的我
父亲接送我次数不多，我印象却深。一次是接我回家，走到校门口时，因为突然想到父亲家里排行老三，我说：爸爸，你是第这个。同时竖起中指，父亲就严肃摇头道：这个不好，不要竖中指。虽不知第三和中指为什么不好，长大后倒经常竖中指。另一次是稍大，父亲送我，走艺校的侧门，经过一个很长的缓坡，到坡顶时，父亲问我：予予，如果哪天我和妈妈分开了，你跟谁走？我年幼，并不知道成人话语中的其他含义，便说：我跟妈妈。父亲说：这样啊。我们继续走。
9栋旁边是一栋两层的长条形楼房，一楼做何用我一直不知，而二楼我记得很清，是有许多圆桌的餐厅，多年后改做了学生画室。餐厅有一只脏兮兮却和我关系要好的中华田园犬，大约记得它叫老五。每次吃饭总会喂它一些，建立友谊，不料有一次不知为何它竟想咬我，我因为猝不及防被吓哭，之后便和它不相往来。餐厅晚上不知做何用，只依稀记得里面亮总起一个球形彩灯，兴许是个舞厅亦或是梦境。
这个小卖部从我有记忆开始就存在
六岁时，外婆退休照顾我，我在外婆家附近的东山小学上学，周末父母来外婆家接我回艺校。某次开始便只见到母亲。我七岁时父母离异，如同那次和父亲的对话一样，我跟了母亲。那段时间后就很少见到父亲。我时常梦见三五岁时父母晚上牵着我经过校园餐厅，母亲在左，父亲在右，餐厅里亮着舞厅常出现的那种球形彩灯，彩灯的印象兴许便来自于此。
离异后父亲一直一个人住在艺校9栋八楼。那里除了是我追寻儿时记忆的乐园之外，也成了我的避难所。父亲对我可以算是“放养”，只要做人原则没有问题，其他便可随心所欲。小学我一直成绩优异，无忧无虑，初一跟着同学进游戏室，玩得昏天暗地，不亦乐乎，小聪明已经阻止不了成绩一落千丈。母亲对我严格，小学考试没上95分我都要忐忑几天。初一第一学期我生物考了个47分。我交卷时早料到结果不妙，成绩下发前一天我便跑去父亲那里避难，第二天晚上桌上的电话铃声如雷鸣一般响起，我知道肯定是母亲。父亲接起电话，我虽听不清电话里母亲说什么，但从听筒震动的嗡嗡声和父亲的神色中我也能想象到母亲的气急败坏。最后父亲对着让他在这里多待一天吧。翌日中午，父亲带我吃了一顿烤肉，饭后我自己打车回到母亲那里受审。
每一件玩具的味道和质感都清清楚楚
离开“八楼”后，我的房间便没动过模样，玩具的摆放一直保持原样，仿佛昨日我还在摆弄它们。墙角因渗水而发霉，加上长期没开窗通风，空气里的霉味和地上的积灰立刻会让人反应过来这里早已多年没人住。原本在饭厅中央的餐桌挪到了墙角，桌上排满无数啤酒瓶，缝隙间填满灰尘。客厅旁小阳台的白窗帘也泛*。阳台窗锁坏了，父亲想着是楼顶便没在意，不料有段时间学校给教工宿舍修固阳台，修建工趁家里没人，翻窗进家偷走了父亲的相机和一千元。遭窃后，父亲用铰链和螺母固定了窗扇，虽是安全，可开关窗成了麻烦事，每次都得用螺丝刀不停旋转。彩色电视机因为老化，画面变成了统一的墨绿色，信号时好时坏，所幸父亲偏爱看书，电视就当增添气氛的道具。卧室很凌乱，地板因积灰几乎辨认不出本色，只有从房门到床边那段还算光亮。整个家里围格局没多大变化，只是破旧很多。
我的房间，床头柜里一定还有许多沙丁胺醇喷雾剂
此时我在北京，躺在后马厂胡同14号的沙发上，却分明闻到了八楼家里那股呛鼻、潮湿又亲切的霉味。从前一回到艺校家里总要父亲立刻开窗通风。此时我则猛力呼吸，想竭力捕捉到每一口9栋八楼的气息，生怕漏掉一星半点。
我长大后时常回艺校，不再玩沙也不再怕黑，多数时候只是来回溜达几圈，站在某些儿时相同的角度，看看餐厅有什么变化，到底有没有球形彩灯。大学某次假期回家，到艺校和父亲喝酒聊天，父亲说，我刚离开他的那段时间，他写过一篇散文，叫“雪中的儿子”，缘于他时常做同一个梦，梦里艺校大雪漫天，一片耀眼的白色中间有一块雪融后半湿半干的水泥地，我三岁，穿着单衣，低头赤脚站在灰色地中，没有说话也没有表情。
早年父亲以我和他为模特创作的油画《他们——呵欠》
再后来，据说要修路，艺校要搬迁别地，只是因为拆迁赔款等问题未谈妥一直不见动静。去年初，我在北京，突然知道艺校已拆掉，父亲搬了新家。父亲搬家时除了书之外，就带了卧室那双已“张嘴”的褐色皮拖鞋，以及两条老旧得辨认不出本色的毛毯。可惜没有带走被我弄掉的红把手。
我没来得及回家，没来得及梳理一下记忆，“9栋八楼”和食堂连同我的孩童时代便已被铲车抹平，那里修起了高架桥。
这双幸存的拖鞋最早常出现在一进家门饭厅处，后来常出现在卧室
这床脏兮兮的毛毯想必裹满了整个艺校
编后记：
艺校于我而言，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生驿站。
结婚成家是在这里，女儿出生也在这里。那个时候为稻梁谋，天色蒙蒙亮的时候出去灰黑黑的时候回来，对艺校是无滋无味的，少许有时抱着女儿在校园里走一走晃一晃。很奇怪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没有去过艺校的那个左邻右舍窜过门，现在交往密切的艺校的师友们很诧异我竟然还在艺校住过几年。
年是在艺校那栋房子的8楼的灯光下完成了我的诗集《走在路上》一书并出版。尽管如此也没有觉得艺校会给我带来什么影响，反倒是年以来当我经历生命不能承受之痛的日子里，在我经受今生的痛楚时，那个艺校在我的心里愈发亲切，萌发了不尽的念想。为什么会这样？何因何故我是不知道的。
看到好友啸冰兄的儿子谢予迟写的《艺校9栋八搂》，我内心深处的心弦为之砰然颤动。
我喜欢，希望你也喜欢！
虽然艺校已经远去，但我们离你很近很近……
一一李勇年1月5日
谢啸冰（左）李勇（右）
谢予迟男，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古典吉他演奏者。少时深受美术、古典音乐、诗歌的影响。年，放弃港地大学语言文学硕士学位研读资格，赴京师从中央音乐学院杨杰老师研习古典吉他演奏与古典音乐，自此以音乐演奏与艺术评论为学术主业。做过英语笔译、美国Connecticut大学油画展口译；曾作为演出嘉宾受邀参加德国大使馆中德友好年、法国大使馆法国文化月、北京ONE艺术周即兴演出等活动；多次于各艺术空间举办古典吉他独奏会及音乐交流活动。现居北京，音乐艺术空间驻场艺术活动者。
（独家授权来源：“经受今生”平台｜运营编辑：伊文）